今年刚过完年没多久，马大姐、张大姐、李大姐三个人一块儿找到我们检察院，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欠条，一脸愁容。

事情还得从头说。2021年3月到2022年1月，她们仨在市区一家美容院打工，当时老板跟她们口头约定了工资，没签合同，她们也没多想，觉得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可没想到，2022年1月结算工资的时候，马大姐三人分别被欠7515元、500元、12052元。一开始，老板只是推三阻四，一会儿说“再等等”，一会儿说“手头紧”，但经多次讨要均被推诿拒付后，老板干脆连电话都不接了。

她们跑去法院立案，法官一看欠条就犯了难——上面签名的落款是“李晓霞（化名）”，她们连老板的真名叫啥都不清楚，诉讼主体难以确定，法院没法立案。三位大姐站在法院门口，彻底傻了眼。

2022年8月，她们辗转打听到检察院可以“支持起诉”，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我们。

听完她们的遭遇，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三个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不高，家里都不宽裕，这笔钱对她们来说不是小数目。我们办案组一合计：案子事实清楚，欠薪数额不算太大，但她们自己根本拿不到能立案的证据——不知道老板真名，欠条署名不对，连美容院的工商登记都没查过。这就是典型的“讨薪举证难”，正好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条件。

我们当即按程序受理了她们的支持起诉申请，案件正式进入办理阶段。

接手之后，我们兵分两路。

一路让三位大姐把手里所有的证据都翻出来，工友证言、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哪怕是一条短信都别落下；另一路，我们依职权启动调查核实，去市场监管部门调了美容院的工商注册信息——实际经营者叫李晓红（化名），不是“李晓霞”。

我们又跑到美容院实地看了看，确认就是李晓红本人在经营。多方联络之下，我们终于跟她通上了话。电话里她承认三位大姐确实在这儿干过活，欠的钱数额也没错，但话锋一转，说：“这两年疫情店里生意不好，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

说实话，这个案子要是直接走诉讼程序，也能赢，但三位大姐等不起，打官司少说也得几个月。我们决定把和解作为第一选择——既能让她们尽快拿到钱，也能帮李晓红减轻诉讼压力。

我们分头做工作。跟三位大姐这边，解释清楚法律上“二倍工资”虽然有权主张，但诉讼周期长、不确定性大，不如先确保拿到本金；跟李晓红那边，讲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关于未签合同的法律后果，拖欠工资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这笔账算下来得不偿失。

来回沟通了好几轮，两边终于点了头。三位大姐自愿放弃二倍工资的诉求，李晓红承诺两周内把欠薪一次性付清。协议签完那天，三位大姐眼眶都红了。

协议签了，我们也没松劲儿，一直盯着李晓红履行承诺。两周后，三笔钱按时打到了她们的账户上。从到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到全额拿到拖欠一年多的工资，全程只用了十四天。

三位大姐拿到钱那天，给我们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笑。拖欠的工资虽然不多，但大姐们说：“这钱要不到，这一年心里都堵得慌。”

挂掉电话，我们办案组坐在一起聊了很久。这个案子标的不大，流程也不复杂，但对三个家庭来说，那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我们也在想，像她们这样不懂法、不会取证、连老板真实姓名都搞不清楚的务工姐妹，在林州还有多少？她们遇到类似问题，知不知道检察院能帮上忙？

这次办案让我们更加坚定：支持起诉不只是帮几个人要回一笔钱，更是给那些维权无门的群众亮一盏灯。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聚焦妇女、农民工等群体的急难愁盼，常态化用好支持起诉、检察和解这些手段，让更多人在遇到困难时，能第一时间想到检察院、找到检察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拖欠工资属于典型的金钱债务，劳动者完全有权依法追讨。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的，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此外，检察机关具有支持起诉职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如果大家在务工过程中遇到欠薪、工伤赔偿等维权难题，特别是像三位大姐这样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证据的，都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我们会依法提供帮助。

（注：文中所用人名均为化名。）